父亲回到镇上，人和车一样疲惫。那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，黑漆斑驳，后轮胎明显瘪了下去。父亲头发一大半白了，本来就佝的腰弯得更明显了。
母亲以为父亲抽空回来看看的，住上一两宿还要走。等看到父亲从车后座上取下棉被搪瓷缸以及塑料盆时，才知道父亲这次回来不走了。“怎么，把你辞退了？”母亲像挨了一刀的鱼跳了起来，“你是他们请过去的呀？”父亲是退休后被请走的，请的人用了两包茶食和一大堆承诺。那是一家生产木质马桶盖的工厂，产品销往日本。在厂里，父亲负责锉锯条。父亲是老木匠，他滚镗的锯条无可挑剔。母亲仍在忿忿不平。父亲说，别啰唆了，是金融风暴！不要我，和厂里没有一点关系！父亲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交给母亲。两个月的工资，八百二十元。母亲数了三遍，用绣着荷藕的丝帕包了，塞到折叠整齐的衣柜旧衣服中间。然后抱来柴草，给父亲做饭。三弟读研，还剩最后一年。三弟运气不好，大专毕业正逢国家不包分配。由于没有门路，三弟最后去了一家食品厂。食品厂效益不好，且每况愈下。三弟不想就这样下去，干了两年，复习考上了自费研究生。除了自己工作时攒的一点，学费全靠父亲打工。如今，父亲的工作丢了。父亲一声不响，坐在门口抽烟。脚踏车一声不吭地倚在墙角，活像当年高考落榜的我。父亲抽完烟，站起身来，他把工具箱翻出来，该磨的磨，该锉的锉。磨好了，锉好了，开始整理家里那堆旧木头。
家里刨花飞舞的时候，镇上隆兴寺的复建工作也如火如荼。母亲爱看热闹，时不时带回点消息。那天回来，母亲告诉父亲：“捐款的人多呢！”隆兴寺是我们那一带最大的寺庙。小时候，读过私塾的孙先生给我讲过，香火最盛时，里面住着四十多位和尚呢。1944年夏天，听说日本兵要来，镇上人决心拦河筑坝，让小日本的汽艇进不了内河。情急之下，他们拆掉了隆兴寺，一夜之间，把通往古镇的河道拦了起来。第二天，插着膏药旗的汽艇果真来，兜了几圈，又灰溜溜地开走了。镇上人一直有个心愿：重建隆兴寺。捐，还是不捐？如果捐，捐多少？父亲不发话，母亲团团转，像个没钱过河的人。正犯难呢，镇商会会长沈德华到我家来了，他是这次隆兴寺重建的发起人。沈会长从家务事谈起，由远及近，慢慢扯到正题：请父亲刻功德碑，把每个捐款人的名字刻在石板上，嵌在大雄宝殿的西墙上。沈会长说，从安徽购的十几块上等的大理石石板，錾崩了好几块。“不敢再鏊下去了。”沈会长说，“大家想来想去，想到了你。虽然你不是石匠，但你的手上功夫，通庄都是晓得的。”隆兴寺大雄宝殿快要封顶了。院子角落里，六块石板，像玉一样。父亲用随身带的卷尺量了：仅一公分半厚。镇上的书法家已经把捐款人的名单用工整的楷书录在了石板上，就等錾子把几百个人名錾出来。第二天，父亲和第一缕阳光同时来到寺庙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把石板平躺在一张旧桌子上，下面用旧衣服垫实。父亲蹲下身子，左手握錾，右手持斧，按照石板上的字迹轻轻敲打，每錾一下，錾子尖上腾起一朵朵灰白的石花。每錾好一个字，父亲用嘴吹一下，再用手摸一摸，试一试深浅。每錾好一个人名，父亲便停下来，抽上口烟。有时，我的母亲站在旁边观看，大气也不敢喘。母亲告诉我，有一天夜里，父亲从睡梦中惊醒，坐了起来，把她吓了一跳。原来，父亲梦见他把石板錾崩了。整整十二天。七百零五个人名，密密麻麻，排在六块石板上，宛如一幅长卷。竣工那天母亲烧了两大锅水，让父亲坐在木桶里洗澡。洗完澡，父亲换上一身干净衣服，串门去了。好长时间，父亲手指僵着，难以屈伸。功德碑嵌在大雄宝殿的西墙上，落款处有时间：1998年，农历丁丑年制。彼时，父亲六十四岁。父亲名叫陆荣美，六年前走的，享年78岁。（陆泉根）
